賭場遊戲技巧描述：：唐清建 不久前，信息產業部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長陳金橋在廣州表示，“電信運營體制改革走得很快，但監管體制改革非常緩慢”。日前，信息產業部有關人士并未肯定這一消息的正確性，只是強調，向“監管委員會”方向改革是個趨勢，但時間表無法給出。 以何種方式在什么時間推進　“政監分開”目前還不確定 陳金橋認為，在經歷了“政企分開”、“政資分離”后，中國電信業目前改革的焦點已集中在“政監分開”，這也成了《電信法》要解決的問題。陳金橋透露，去年以來，信息產業部領導已經多次要求研究監管體制改革的問題。 隨著電信市場的進一步放開，電信監管已顯得越來越重要，市場放開后監管不利已危及到行業發展。目前國內電信企業間全方位的業務競爭不但遠未出現，相反還出現了幾大運營企業間以地域劃分或以業務種類劃分的人為界限，不但嚴重影響了電信業務間的有效競爭，更為整個行業的健康發展留下很多隱患。 信息產業部一位處長表示，陳金橋的言論雖然不能代表信息產業部的發言，但業內專家的思考及因此產生的社會反應將為下一步的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參考。將電信監管機構獨立，一方面可以建立公平的監管機制，盡量避免市場惡性競爭的頻頻出現，也使電信行業在對外合作上更加方便。在電信業全面向外資開放之前，能使國家全力以赴搞好國內電信業的規范與規劃工作。這是我們進入國際化競爭的必由之路，一方面可以使我們的運營商能夠適應國際市場規范和競爭愿意走出去，另一方面也使國際運營商愿意走進來。目前信息產業部正在就此問題進行研究討論，但以何種方式在什么時間推進這樣的改革目前還不確定。 監管模式之爭 早在2003年上半年，“銀監會”、“電監會”等監管機構紛紛問世。有關人士呼吁在通信行業成立“信監會”，信息產業部既當運動員，又兼做裁判；既是電信行業政策的制定者，也是企業利益協調者的角色很是尷尬。 信息產業部原部長吳基傳在任職期間，主要利用固話初裝費和移動電話入網費兩項措施，為中國的通信業改造積下巨額資金，并用此筆資金完成了程控電話改造和移動通訊網絡建設，使中國成為全球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電信運營大國。他說，許多國家的情況證明，沒有規則的“游戲”無法正常進行，放松必要的監管不利于發展。 王旭東接任后，業內人士對他將推進組建一個高效、公正、廉潔的新電信監管機構寄予很高期望。這個艱巨的工作不知在他任上能否完成，業界給予很高的關注。 雖然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監管體系已是我國電信監管的主要目標，但在如何構建的問題上，無論是在政府、理論界還是在運營商之間，至今仍在爭論中。信息產業部有關人士表示，目前部里也在研究階段，但究竟是采用美國電信監管委員會(FCC)模式，還是其他國家的模式，現在還不好說。FCC模式被認為是信產部一種可能的改革方向。FCC的優點是其法制、公平、專業化，缺點則是出于“平衡”的理念，使電信監管的政策與管理分別屬于不同的體系，從而使得運作方式復雜而欠缺效率，而且FCC不能以政策領導產業。支持采用此種模式的專家認為，FCC模式過渡期間，信息產業部將從原來偏重于政策的制定，向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方面轉變。 另一派專家認為，從韓國、日本和中國政府都習慣于采用政策帶動市場的產業模式來看，在改革的第一個階段，信息產業部可能會向韓國或日本的電信監管模式靠攏，即制造和運營由同一機構監管，然后再逐漸向FCC的模式過渡。陳金橋也認為，中、日、韓三國目前都采取的“政監合一”的電信監管體制是亞洲國家的文化決定的，仍將持續一段時間。 “公平”監管呼聲最高 信息產業部一位處長表示，決定采用何種模式的前提是要能適應技術進步、產業發展和完善市場經濟的要求。而無論成立什么樣的監管機構，都必須在法律上給予規定和保證。我國的電信監管問題的確又面臨無法可依的窘境，一些本該《電信法》解決的事情卻由一部2000年9月開始實施的《電信條例》獨立承擔。《電信條例》不僅只是一個行政法規，在現實使用中已經暴露出了很多問題。當前業界在電信監管問題上呼聲最高的是“公平”監管問題。這種公平不僅體現在對弱者的保護，更多的專家學者認為目前電信監管應將重心由打破壟斷引入競爭轉到實現有效公平競爭上來，營造一個公平公正的環境，從簡單地破除壟斷轉變為維護電信市場公平競爭；從非對稱管制逐步轉變到對稱管制；從嚴格控制市場準入轉變到依法規范電信企業的經營行為，維護市場良好秩序。 摘自《中國經營報》